文化認同作為民族團結的情感紐帶和精神基石，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要素。中華文化歷經多民族交流互鑒，形成兼容并蓄的文化體系，其包容性特質為各族群眾提供共同文化歸屬感。建筑空間兼具物質載體與精神場域的雙重屬性，其文化傳承功能通過空間敘事實現(xiàn)教育價值。古門樓作為傳統(tǒng)建筑體系中的典型文化符號，承載著多重文化敘事功能，其空間形制、裝飾符號與歷史記憶共同構成文化認同的媒介系統(tǒng)。據湖南省社科成果評審委員會項目“湖南古門樓的空間敘事與族群文化認同”（XSP25YBC465）研究表明，從文化敘事學視角切入，解析古門樓空間編碼中蘊含的族群互動史與文化融合過程，可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具象化教育路徑。這類建筑通過物質空間與非物質文化的共生關系，將抽象的文化認同轉化為可感知、可參與的集體記憶實踐，使共同體意識培育獲得空間錨點。

　　文化認同與空間敘事的理論耦合。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動態(tài)發(fā)展特性要求文化認同理論突破單一知識傳播路徑，構建多元感知的“觸媒”體系實現(xiàn)空間敘事與文化認同的理論耦合。“四個共同”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邏輯基石，其空間維度通過承載集體記憶為文化認同建構提供物質載體。空間敘事理論通過“時空體”重構實現(xiàn)文化傳承，其中龍迪勇提出的跨媒介敘事理論將建筑實體解析為歷史沉積的“敘事迷宮”，使抽象文化基因通過空間拓撲獲得具象表達。該理論突破語言符號的線性傳播局限，正如肖競提出的“時空文本直觀性”所示，通過建筑形態(tài)、空間秩序與儀式行為的協(xié)同作用，塑造具身認知場域，為文化認同構建非文本的沉浸式體驗通道。這一理論框架在傳統(tǒng)建筑空間敘事中獲得典型印證：古門樓通過“象天法地”裝飾符號系統(tǒng)將倫理觀念與自然哲學轉化為可視化圖式；其公共屬性支撐著婚喪嫁娶等禮儀活動的周期性展演，強化“出入相友”的社群紐帶；建筑本體的材質老化痕跡與修復印記更形成獨特的時間層積效應，使觀者通過觸覺感知實體材質與歷史痕跡，完成從物質體驗到文化認知的升華過程。這種空間敘事機制暗合佐倫提出的三重敘事維度（地形層、時空層、文本層），通過物理空間與行為實踐的交互作用，引導個體感知從物質體驗到文化認同的漸進升華，最終實現(xiàn)符號系統(tǒng)向價值共識的轉化。

　　古門樓作為文化符號的深層意涵。古門樓作為文化符號的語義指向，本質在于其承載的文明交融價值。這類建筑實體超越物質形態(tài)本身，成為多民族文化互動的具象化文本。以湘南地區(qū)明清門樓群為例，其建筑語言呈現(xiàn)顯著的多元共生特征：飛檐斗拱的漢式營造法式與少數(shù)民族圖騰紋飾共構空間敘事，瑤族幾何紋樣與漢族吉語紋飾的并置形成獨特的視覺符號體系。這種形制特征既延續(xù)楚文化建筑傳統(tǒng)，又融匯多民族裝飾語匯，構成地域性文化符號的有機整體。門樓的空間屬性使其成為文化記憶的動態(tài)載體。阿爾多?羅西提出的“集體記憶連續(xù)體”理論在此得到印證——門樓建筑既是歷史層積的物質呈現(xiàn)，更是時間維度的具身化表達。南方村落常見門樓前鋪設的石板廣場，實為家族記憶的物化展場。婚喪節(jié)慶等生命儀式的周期性展演，促使個體記憶持續(xù)匯入集體記憶長河，實現(xiàn)舒爾茨所說的“場所精神”升華。當后人觸摸門樓磚石時，觸覺體驗激活的不僅是建筑本體的歷史信息，更是整個文明體系的編碼邏輯。伯納德?屈米“事件容器”理論在此具有解釋張力。門樓作為公共空間，通過村務議決等持續(xù)性社會實踐，不斷生成新的文化意義。這種“場域記憶”與“記憶場域”的互動機制，使門樓從靜態(tài)的歷史遺存轉化為活態(tài)的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其建筑裝飾細節(jié)如同文明基因的顯性表達，飛檐弧度與紋飾組合構成的空間語法，恰是不同文化要素對話、重組、再生的實證樣本，完整呈現(xiàn)文化因交流而交融、因交融而創(chuàng)新的演進規(guī)律。

　　空間敘事與集體記憶的生成機制。空間敘事與集體記憶的建構機制植根于物質空間與情感經驗的交互作用。諾拉提出的紀念地理論揭示，具有象征意義的場所通過將抽象文化價值轉化為可感知的符號系統(tǒng)，為集體記憶提供錨定參照。以傳統(tǒng)建筑為例，其空間敘事功能通過雙重路徑實現(xiàn)：一是視覺符號對文化記憶的喚醒作用，如祥云瑞獸等共性裝飾圖案通過視覺刺激與觸覺感知，激活個體對傳統(tǒng)文化符號的想象與價值認同；二是空間結構對工藝記憶的傳承作用，漸進式雕刻布局引導觀者在視覺漫游與身體互動中重構傳統(tǒng)營造技藝的認知圖式。維果茨基“文化工具內化”理論在建筑認知領域具有解釋力，當個體通過觸覺感知門樓紋飾的比例韻律時，外在符號體系轉化為內在文化認知。這種非文本敘事方式體現(xiàn)了空間美學的認知建構功能，如某地古建筑群通過斗拱組合與瓦當紋飾的隱喻表達，將“禮”文化秩序與時空循環(huán)觀念轉化為可讀的空間語言。此類空間敘事符合認知發(fā)展規(guī)律，其留白設計為受眾保留“最近發(fā)展區(qū)”，避免直接灌輸而引導意義生成。建筑遺存的歲月痕跡構成特殊敘事維度，風化剝落的肌理與修補痕跡形成時間維度的視覺檔案。這種“未完成態(tài)”的審美特質激發(fā)雙重反思：物理層面提示物質保護的緊迫性，精神層面暗示文化延續(xù)需代際傳承。空間敘事由此超越靜態(tài)展示，通過時間層積與主體參與，實現(xiàn)從符號認知到價值內化的文化認同建構。

　　文化傳承的教育路徑重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需突破課堂邊界，構建“場域—話語—行動”三位一體的實踐范式。為傳統(tǒng)建筑空間的教育活化提供了理論支點，可通過空間敘事實現(xiàn)多維轉化。首先，符號系統(tǒng)的解碼與轉譯是文化認知的基礎路徑。運用符號學理論對古建筑元素進行結構化解析，如將南方傳統(tǒng)村落門樓紋樣轉化為可解讀的文化符號，通過神話敘事解碼提煉中華文化核心基因。這種符號轉譯能幫助學生理解“中華文化如樹，各民族文化似葉”的共生關系，形成對文化共性的認知框架。其次，場景重構賦能沉浸式體驗學習。基于“行走-敘事”理論設計文化探訪路線，借助AR技術復原古代營造技藝或歷史遷徙場景，將靜態(tài)空間轉化為動態(tài)故事載體。這種具身化體驗使抽象的歷史敘述轉化為可感知的“有溫度的歷史”，通過空間敘事實現(xiàn)文化傳統(tǒng)的生活化傳承。最后，記憶再生機制推動共同體建設。古建筑修繕應超越物質保存層面，構建記憶再生產的社會功能。組織多民族學生參與保護實踐，通過協(xié)作勞動深化“共創(chuàng)共享”意識。這種參與式教育契合社會認同理論，在共同實踐中強化文化歸屬感，使個體經驗升華為群體記憶，最終實現(xiàn)“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共同體建構目標。

　　理論思考與路徑前瞻。古門樓作為物質文化與精神傳統(tǒng)的復合載體，其建筑實體承載著集體記憶，而空間敘事則構成激活當代價值的核心機制。伯納德·屈米提出的“空間—事件”理論框架為此提供重要啟示——古建筑活化的關鍵不在于靜態(tài)展示，而在于創(chuàng)造觸發(fā)當下參與的新型文化事件。例如在多民族聚居的傳統(tǒng)村落中，通過當代藝術裝置與傳統(tǒng)建筑的對話、非遺技藝的沉浸式展演等創(chuàng)新形式，注入激活記憶的“異質能量”。從教育心理學視角觀察，古門樓空間敘事應遵循“認知喚醒—情感聯(lián)結—實踐轉化”的遞進路徑。基礎層面通過視覺沖擊引發(fā)探索興趣，中間層面借助符號解碼揭示建筑背后的文化密碼，高階層面則要引導參與者進行文化再創(chuàng)造。這種分層設計既能適配不同年齡群體的認知水平，又能實現(xiàn)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的全域覆蓋。在理論研究維度，需要構建跨學科整合視野：建筑學可解析門樓形制對地域文化的物化表達，教育學可探索空間敘事與“文化認同體系”教育的融合路徑，民族學則能揭示建筑符號對共同體精神的塑造機制。通過將門樓建筑的時空層積特性與“五個認同”教育目標相銜接，能夠系統(tǒng)闡釋其作為精神教化載體的雙重價值——既是傳統(tǒng)文化的物質見證，更是凝聚現(xiàn)代認同的活態(tài)教材。這種研究取向不僅拓展了文化遺產的理論闡釋維度，更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可觸可感的實踐支點。

　　中華傳統(tǒng)建筑的空間敘事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開辟了新的教育維度。以南方地區(qū)古門樓為例，其空間形態(tài)通過三重路徑實現(xiàn)文化認同的立體建構：首先，建筑形制承載“多元一體”文化基因，斗拱、紋飾等元素構成“符號文本”，通過視覺解碼傳遞中華文化共性與地域特色；其次，空間實踐形成集體記憶載體，門樓公共空間中的儀式活動將“出入相友”的社群理念轉化為具身體驗；再者，跨時空對話激活文化生命力，當代非遺展演與傳統(tǒng)建筑的互動形成“事件容器”，使歷史記憶在創(chuàng)造性轉化中持續(xù)生長。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論揭示，古門樓的教育價值正從靜態(tài)展示轉向動態(tài)傳承。其物質遺存通過“觸媒式”活化，既作為歷史文化的物質見證，更成為凝聚現(xiàn)代認同的精神紐帶。這種轉化機制契合哈布瓦赫集體記憶理論，通過建筑符號的持續(xù)性解讀、空間場景的創(chuàng)新性重構以及代際參與的實踐性傳承，實現(xiàn)從“物的保護”到“意義再生”的跨越。

　　（作者：胡美芳，湘南學院美術與設計學院 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