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臺孝經碑》拓本（局部）

【學書心得】

　　當下學書者對隸書的臨摹和學習，取法主要集中在漢碑、簡牘和清隸之上，在近年的全國展中備受爭議的“展覽體”，以對漢碑進行改造，使之夸張與變形的現象尤為突出，引起一些質疑之聲。縱觀書法史的發展脈絡，唐隸亦是隸書發展中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它上承漢魏隸書之方整精密，下啟清人隸書之靈動多變，亦兼具盛唐正大之氣象，也是我們臨習隸書的經典范本。

　　唐隸中興，出現了一大批隸書名家，先有唐玄宗李隆基以帝王之尊開風氣之先，后有蔡有鄰、史惟則、韓擇木和李潮等館閣書家揚其波，一時蔚為大觀。在諸多唐隸作品中，最出名的當屬李隆基親自書寫、作序并注解的《石臺孝經》，對學習唐隸具有典范意義。《石臺孝經》現藏陜西西安碑林，上覆有碑亭，亭上匾額為林則徐所書“碑林”二字，此碑矗立于西安碑林的中軸線上，位于整個碑林的中心位置，被稱為“碑林第一碑”。在央視《國家寶藏》第三季的節目中，西安碑林博物館于館藏四千余方的歷代精品碑刻中首推《石臺孝經》，可見其背后歷史人文之厚重，翰墨之精妙。

　　《石臺孝經》刻于唐天寶四載（745），碑身由四塊青石圍繞一方形中心石柱組成，四面均刻字。碑的上端有方形碑首，刻卷云華蓋，代表著天空，其頂有九宮格，格中四方各有山峰代表五岳中的四岳，中岳被中間石柱所替，代表帝都長安。碑的下端立于三層石臺基座之上，故被稱為《石臺孝經》。碑座四周線刻雙獅、蔓草紋，氣象不凡，寓意大地。中間石碑頂天立地，內容刻孔子儒家典籍《孝經》，有大唐盛世孝道長存天地之意。此碑通高6.2米，是碑林所有碑刻中規格最高、形制設計最獨特的皇家巨制。《石臺孝經》的碑額，上刻唐肅宗李亨所書“大唐開元天寶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十六字篆書，四行四列，書法線條流暢，體勢婀娜，為李亨太子時所題。碑文有四面，正面前部為李隆基所作《孝經序》，后部至第四面，為《孝經》正文、玄宗所作注釋，以及國子祭酒為刻孝經臺所上表文、李隆基的批答等，史稱《御注孝經》。《石臺孝經》，共50行，經文大字，注文小字，均為李隆基隸書所寫，后面的表文為楷書，批答為李隆基的行書。明人趙崡評《石臺孝經》云：“開元帝書法與《泰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鳳，為海吞鯨’，非虛語也。后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觀其隸書呈現出勢若飛動、豐茂妍美的時代審美特征，玄宗以帝王之力傾注于隸書創作，開辟出一種全新的自信嫻熟的書寫范式。如泉吐鳳，為海吞鯨，點畫之間皆展現出盛唐書法恢宏博大的氣勢與格局。

　　臨創《石臺孝經》及唐隸，學書者首要解決的應是章法問題。唐隸在形制的大小上，與漢隸拉開了極大的差距。我們所熟悉的東漢碑刻高度一般在2米左右，最高通常不會超過3米，如《鮮于璜碑》高2.42米，《張遷碑》高約2.9米。而唐隸多為高碑巨制，《石臺孝經》碑通高6.2米，李隆基書《紀泰山銘》刻于泰山，高達13米之巨，其中隸書字徑大者達20厘米左右，比漢隸的字大了數倍有余，非常壯觀。唐人竇臮《述書賦》稱玄宗書法：“開元應乾，神武聰明。風骨巨麗，碑版崢嶸。思如泉而吐鳳，筆為海而吞鯨。”一語道出唐隸章法的特點，可謂“風骨巨麗，碑版崢嶸”，漢隸對此不可與之相抗衡。故在臨摹唐隸的時候，學書者一是要打破日常臨習的常規大小書寫習慣，著意加大單字的字徑，大者為佳；二是要從章法上汲取營養，有所借鑒，篇章布置，整齊劃一，行列分明，書寫時可撐滿界格，遠觀如排兵布陣，密密匝匝，靜穆森嚴，秩序精神要強烈而彌滿，才能精準把握唐隸的章法特點。

　　其次，唐隸的用筆要重視骨力和節奏感。世人談到唐隸多評其“專取姿媚”“筆畫肥美”，不如漢隸在審美上古樸質拙。但如果你走出書齋，放下字帖、拓本，直接去面對矗立在西安碑林中的《石臺孝經》，或登臨泰山覽《紀泰山銘》石刻，就會明顯發現唐隸是極重視骨力的。字口清晰可見，線條勁健有力，骨氣洞達，用筆蠶頭燕尾，其節奏感和波磔上的字勢飛動，炯炯有神氣，可引人久久駐足。這種視覺的沖擊感只有觀、摹原碑，才可真正體會到，不可人云亦云，喪失自己的審美判斷。這是我們臨習時在用筆上要尤為注意的。“透過刀鋒看筆鋒”，才能掌握到唐隸的臨習要點，做到形質上的精準臨摹和神采上的氣息相接，方可為進一步的創作夯實基礎。在唐隸的學習過程中，易出現宋人米芾口中“肥俗”的情況，對此可在掌握了章法和用筆特點后，在線條質感的提煉上下功夫。唐隸的線條要厚重結實，結字要緊密，不要一味追求線條的光潔，以至于書寫輕滑，沾染俗氣。可在中鋒行筆鋪毫時加入絞轉用筆，追求萬歲枯藤般的老辣與遲澀，方能破除唐隸之肥而媚，達到調節書法審美的作用。

　　啟功曾評唐隸：“能在漢隸的基礎上開辟途徑，追求新效果，不能不說是一種創新。”隸書發展到盛唐時在書寫范式和風格上的突破和創新，可為我們當下隸書的創作提供借鑒及法度規范。叢文俊認為：“唐人眼中的隸書之美，是自內而外、群體式的理想與藝術追求，還可以視為一種含義復雜的文化現象，很值得關注。”《石臺孝經》除了書法價值之外，也是中華文明幾千年來所傳承不斷的孝道文化在唐代的體現。古人認為“金石不朽”，將《孝經》正文及玄宗所作御注，刻于碑上立于石臺，可達到教化與正心之功。中華民族的“孝”文化，薪火相傳，歷久彌新，《石臺孝經》兼具書法和人文歷史價值，其中所蘊含的“孝道”思想，亦值得我們不斷學習。

（作者：薛 飛，系上饒師范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