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杰出的上海籍書畫大家董其昌(1555—1636)，集前人之大成，融會貫通，洞察時弊，及時且明智地提出劃分“南北宗”的畫學審美觀，并在實踐中加以充分印證，創中國文人畫理論史上又一高峰。董氏拈出“筆墨”論，昭示“筆性”論，翻開了文人畫創作的新篇章，亦造就了其于畫史上自出機杼、承上啟下的重大歷史意義。

　　【明】董其昌秋興八景圖冊之二上海博物館藏

　　董其昌所處的明末畫壇，面臨并需解決的主要有以下四大問題：一是反思吳門畫派及其后續的局限；二為總結浙派及其末流之失；三需擺脫史無前例藝術商品化的巨大沖擊；四是需從藝術史發展高度梳理前代畫史，并尋求出超越的理論。盡管此時“吳門畫派”之深厚傳統，依然是一個重要淵源，但客觀上，諸遺民畫家之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離不開對董其昌畫學思想的繼承，并造就了以八大、王原祁、石濤、吳歷等為代表的一批大家，達到了又一高峰。無論是以集傳統之大成、注重在筆墨中實現心境與表現的四王(如本展中王原祁《仿高克恭云山圖》軸)，還是“搜盡奇峰打草稿”、注重以天地為師的石濤、弘仁(如《新安六家山水圖》卷)，以及金陵諸家等，大都是對“筆墨論”各取所需式的個性化演繹與創造。如龔賢發展了董氏積墨法(如《木葉丹黃圖》軸)；惲壽平疏簡了董氏筆墨，筆性高潔，空靈高逸(如《仿古山水圖》冊“毗陵半園唐氏所藏董宗伯小冊”)；吳歷親受王時敏指導得南宗正脈，又融以實境另辟蹊徑等等(如《湖天春色圖》軸)。

　　【明】董其昌秋興八景圖冊之六上海博物館藏

　　本文欲指出的一個畫史現象，即明末清初之畫壇，無論是吳門、松江、婁東、新安，還是金陵、武林、姑孰等地，在時局動蕩的朝代更替之際，隨著遺民間往來更為密切，涌現出各畫派互動之潮流。這種現象肇自晚明，如：浙派健將金陵畫家蔣嵩之子蔣乾棄乃父畫風不顧，全以吳門畫風為宗；而吳門張宏卻受金陵畫家影響，欲以實境改造纖弱筆墨，作品亦有為董其昌入目鑒賞者。這種趨勢至清初可謂更為突出，若追溯各家各派之傳統淵源，多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情形。

　　與張宏類似的吳門畫家沈顥，所作山水尤得沈周雋永筆法，自稱“家石翁”，為吳門后續中堅。據其自述，萬歷三十七年(1609)，與陳繼儒拜訪于董氏寶鼎齋，時受畫藝教誨(題陳繼儒《山川出云圖》卷，故宮博物院藏)，晚年又專注整理畫理。其題跋中透露極多，如曾聆聽董其昌暢談古代筆法，并作記錄：“北苑、巨然，善用渾墨、積墨、飛墨、焦墨、破(墨)五種家法。”(同上)，又如順治十八年(1661)題葉欣《山水圖》冊：“玄宰謂予王右丞有韻文無聲詩，直從禪悟中來，七破蒲團，不獨人功詣極也。故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竟空隔陰之迷，渲墨吮毫，政其養攝圣胎處也。”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董氏畫學史料，其情形如冒襄(1611—1693)康熙十九年(1680)《行書董其昌畫旨》冊、高士奇題董氏《山水畫稿》冊，兩冊皆屬傳世較早的節錄《畫旨》墨跡。

　　對新安畫派影響極大者倪瓚，以及在融合黃山實景漸成風尚過程中，往來于吳門、新安間的詹景鳳，嘉定程嘉燧(1565—1643)無疑亦甚為重要。程氏原籍歙縣，僑居嘉定，早年受吳門畫風影響頗深，與沈周凝練磊落之筆性尤合，此后其上溯倪瓚，參融黃山實境，形成了勁健簡括、氣象清疏之風格，亦為受董氏影響者之一。

　　 孟陽于倪氏畫作多有收藏，且時有透露：“倪云林畫似陶韋詩，所謂淡而味深，雘而實腴，今人罕知其妙。余家藏《霜林遠岫》《秋溪迭嶂》，皆第一神逸名跡。”(崇禎三年(1630)《仿倪山水圖》扇，上海博物館藏)程氏少時，董其昌曾過其家“索觀倪云林《霜林遠岫》”(《偈庵集》卷二)，更是引以得意。程氏與黃山，可謂鄉緣、畫緣兼有之。據《十百齋書畫錄》錄其《方舟話雨圖》頁透露：崇禎十四年(1641)，程氏游黃山，自桐廬至榆村，宿新店，下富陽。其作品，身后已為清初新安畫家關注，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鄭旼《高岡遠眺圖》頁(上海博物館藏)“嘗見程孟陽……偶然摹此，神理不隔，不覺與蕭君尺木(蕭云從)長歌朗發”。倪瓚與黃山，系新安畫家藝術兩大源泉。程氏之畫風與畫學追求，于彼時彼地能得到共鳴，恐非偶然。

　　而一生以董其昌畫學思想為藝術追求的查士標，于新安畫家中頗具代表。其畫尤重元人，且為闡述與發揚董氏畫學的重要實踐者之一。難能可貴的是，查氏不泥于古，于宋元諸家中，找到最為契合自己秉性的小米云山、倪瓚作為生發點，并參融宋元各家，形成了蕭疏明潔、簡淡清潤的獨特風格。其逝后不到三年，石濤題于鄭旼《仿倪瓚獅子林圖》卷(上海博物館藏)曾評：“余故追思昔時師倪者，漸江名勝，人稱獨步。梅壑(查士標)、允凝(江注)諸輩猶效之。”可見其沉迷倪瓚，推動了清初新安畫家的風氣。

　　又如武林藍瑛，早年亦受董其昌影響，如其29歲所作《溪山秋色圖》卷(天津博物館藏)。中年后，通過廣泛交游，如楊文驄、孫克弘等，尤于諸鑒藏大家如張覲宸等處觀宋元名畫極多(其題跋透露很多)，遂上溯宋元，尤于黃公望情有獨鐘，自謂學之“四十余年”(《仿大癡山水圖》卷，尤倫斯夫婦舊藏)，終不為董氏畫學所囿，兼容南北，自成一家。不僅獲陳繼儒“謂子久化身作怪”之賞，亦為董其昌認同，曰“筆墨紛飛”(董元行題，同上)。而籍貫會稽，活動于武林的姚允在(1624—1641間有作品)，亦為清初畫壇互動潮流健將之一。“簡叔初學于田叔(藍瑛)，中年筆力過之，名譽大噪”(龔賢題姚氏《仿江參山水圖》卷)，后流寓秦淮，對金陵諸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如與籍貫金陵、寓居吳門的蔣乾形成鮮明對照的云間葉欣，選擇金陵作為其藝術探索的滋生蒙養之地，其山水近師姚允在，參以金陵地貌氣候，形成了淡遠靜謐的獨特畫風。若追溯上述各家淵源，董其昌之身影若隱若現。

　　有關董其昌的研究課題，空間十分廣泛，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其難度與復雜性不亞于甚至超越于趙孟頫之相關研究。　(凌利中 作者系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